2017年6月25日，“一帶一路”法治實踐與服務創新論壇暨第六屆中國公司法務年會（華南）在深圳博林諾富特酒店召開。與會的公司法務、企業高管與司法行政管理官員、法官、律師、學者等300余人共同探討“一帶一路”法治實踐與服務創新問題，就“一帶一路”爭議解決機制、法律政策風險、合規及反商業賄賂、法律服務創新及實務研討等議題進行了廣泛交流。律商聯訊中國區總經理馮寶真作“一帶一路”的法律及政策風險——解讀《2016-2017中國企業走出去調研報告》主題演講，以下是演講全文。
各位法律界的同仁，大家早上好。我是律商聯訊的馮寶真，感謝主辦方的邀請。律商聯訊作為一個環球的法律解決方案提供商，我今天想和在座的各位分享兩個方面：一方面，作為《走出去調研報告》的發起方之一，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年報告的一些數據和趨勢。另一方面， 律商作為一個可以和全球的法律人打交道的平臺，所以也想借此機會和大家分享一些觀察和看法。
當我聽到今天大會的主題“一帶一路法治實踐與服務創新”時，就在想，為什么“法治實踐和服務創新”對一帶一路來說至關重要呢？我想這里有兩個關鍵詞，一個是實踐，一個是創新。
我們先說實踐。自2013年提出“一帶一路”戰略以來，這個覆蓋全球63%的人口，占全球29%的生產總值的地區的戰略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中國的各行各業紛紛開始行動起來。在我們的調研中，有超過一半的企業（55%）正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行投資。從投資時間上看，同樣有超過一半的企業是最近三年才開始一帶一路沿線的投資項目，從目前的投資評價上看，整體趨于正面，有超三成受訪者認為目前的投資是成功的。且正面評價隨著投資時間的延長而增加。
市場因素仍然是企業“一帶一路”沿線投資的第一大動因；政府政策位居其次。此外，國內市場的激烈競爭對民企走出去的促動較大。我們在調研中還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有一些企業是跟隨客戶“被動”走出去的。比如我們走訪一個物流行業的總法，他就表示之所以進行一帶一路投資，主要是因為他們的建筑、運輸行業的央企客戶走出去了，所以作為配套的物流公司，他們也理所當然走出去。但是這種情況也導致他們在投資前并沒有一個特別清晰的商業戰略布局，盡職調查和風險評估上面缺少必要的投入，對投資目的地的政策和風險缺乏全面的了解，企業要承受難以預測潛在風險。
從數據中我們也可以看到，政治不穩定、法制和商務環境不健全、信息收集困難是企業在一帶一路投資中遇到的前三項主要困難，民營企業還面臨外匯進出受限的困難。從調研中我們也看到，不同類型的企業在不同地區遇到的風險類型也有差異。舉例來說，在本次調研中，有近半數企業在海外投資中遇到過不同類型的政府審查。比如在新加坡這樣的發達市場，央企國企受到的政府環保審查最多；在哈薩克斯坦、阿聯酋、投資的民營企業要特別重視反商業賄賂及反腐敗審查；此外，三菱、日立和高通等外資企業在美國遇到反壟斷調查也引起廣泛關注，有超過半數的外資和合資企業在此次調研中表示曾在北美遭受政府的反壟斷調查，也為日后要投資該區域的外資及合資企業敲響警鐘。由此可見，政府審查是海外投資中難以避免的環節，有海外投資計劃的企業在走出去前如果花更多的時間和精力自審，就能為投資成功奠定堅實的基礎。
隨著投資的快速增長，可以預見，未來“一帶一路”沿線投資爭端的數量及金額也將快速增長，尤其是投資者與東道國政府間的投資爭端將大幅增加。根據ICSID的統計，2016年他們新受理的仲裁案件總數量為48起，大家從這個餅圖的比例可以看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占比超過一半。自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3月15日，針對中國企業或可能對中國企業產生影響的貿易救濟調查已達215起，以印度、拉美國家為主。在知識產權領域，美國針對中國企業至少發起了23起337調查。與此同時，美國正在加大對中國企業出口管制的制裁，中興、遼寧鴻祥實業等多家中國企業因與伊朗等國的出口業務先后受到了美國的制裁。此外,還有多家中國銀行遭到了反洗錢調查。
在去年的調研中，有許多被訪者提到，前期項目信息以及東道國信息收集不完善，或者盡職調查實施得不夠全面，會引起海外投資過程中的諸多糾紛，甚至投資失敗。這個風險點讓許多企業在過去一年的投資項目中提高了對信息收集和盡職調查的意識和投入。然而，我們從今年的調研中發現，一些特定地區對不同類型的企業來說，信息收集仍然是一個大難題。比如，憑借開放的投資環境、寬松的投資政策以及相對低廉的人力成本,東南亞國家成為了近年來民營企業，尤其是民營制造業趨之若鶩的投資目的地，但是東南亞國家的盡職調查也是投資過程中不容小覷的難點。拿印尼舉個例子，印尼的公司治理結構與其他司法管轄存在著巨大差異；印尼各地法律差異較大，導致公司的經營業務計劃、公開備查文件的準確性也存在差異。因此，僅依賴公開信息做盡職調查是遠遠不夠的，要做出正確的投資決策，還需要下很大功夫。這當然需要國家和政府相關部門的政策支持，各個行業協會的平臺支持，律師的專業建議。
在座的各位都知道，年初，司法部；外交部；商務部；國務院法制辦公室聯合發布了《關于發展涉外法律服務業的意見》，鼓勵主管部門、商會和相關行業協會要為涉外法律服務機構和涉外企業搭建信息交流平臺，加快律師人才庫建設，為發展有關法律服務業儲備人才。 探索健全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新的涉外法律服務方式，利用大數據、移動互聯網、云計算等新一代信息技術推動涉外法律服務模式創新。我們看到，很多相關的機構都已經開始行動，利用自身的優勢，通過智庫和創新服務項目的建立，從多個層面支持一帶一路沿線地區的投資和建設。這也契合了我們今天會議的另外一個主題，也就是服務創新。
比如在司法領域，我們去年有幸參與了最高人民法院數字圖書館的建設，我非常驚嘆于中國政府部門的行動力，集成了全球上百個資源庫的數字圖書館在短短幾個月的時間內就完成了上線，真是非常不易。本月周強院長在“中國-東盟大法官論壇上也發言表示，要充分運用信息化手段，加快建設智慧法院，進一步加強各國司法交流合作。在這方面我們希望可以全力繼續支持，利用我們環球的網絡，不單加強我們司法界對全球法律認識，也加強全球法律人士對中國法律的了解，達到雙向司法交流的目的。
數字圖書館固然有利于加深我國司法界對全球各地法律的了解。今年，我們還有幸得到支持高院開展另一個全新的信息化項目，目標在于令國際法律人士可以更方便獲得中國法規及案例信息，進一步促進中國與其他國家雙向法律信息交流，為法治實踐效力。
最后，既然談到創新，大家一定會想到互聯網，大數據。先給大家看幾個不同行業的領導者是怎么利用大數據分析顛覆傳統的。這里大家可以看中間這兩列，也就是“傳統報告”和“大數據分析”之間的思維模式的對比。為了在所有競爭對手中的保持價格優勢，增加銷售額，亞馬遜需要每天實時監測競對手的價格變化，并作出及時的應對。
“傳統報告”模式只是對數字的回顧，告訴我們過去發生了什么，比如“3月份Kindle的銷量是多少？”，但這對與未來決策來說并沒有太大的幫助。如果用先進的“大數據分析”技術，就可以根據實時競爭對手的定價，自己的庫存，甚至即時計算客戶捆綁采購的總毛利等數據，來預測“12月6日Kindle的最佳定價應該是多少?”，就可以讓亞馬遜更好的預測未來的行動和結果，最終實現每天對250萬種產品的自動價格調整。
同樣，在法律行業，得益于互聯網的發展，我們獲得全球的法律信息并不難，但是面對海量信息，我們該如何判斷？如何基于這些海量的信息做決策呢？這里舉一個我比較熟悉的Lex Machina的例子，用傳統的數據檢索模式，我們可以知道“美國XX法院的XX法官過去是如何裁定這項請求的”，但是用分析思維和技術，我們就可以知道“這位法官有多大可能支持我的訴求”，從而贏得訴訟。
好的，這就是我要講的內容，主要通過《2016-2017年走出去調研報告》的數據，介紹中國企業投資一帶一路的實踐情況，以及在一帶一路投資過程中，法律服務創新中的一點體會，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如果大家需要電子版的報告，可以掃面這個二維碼。我們也希望和在座的各位有更多、更深入的合作，共同推進一帶一路的建設。謝謝大家！
馮寶真：律商聯訊中國區總經理，全面負責律商聯訊全線產品及業務在中國的戰略布局和發展。通過“客戶第一”的市場發展戰略，自2010年加入律商聯訊公司以來，馮寶真女士帶領銷售、戰略與市場、產品開發等多個團隊，鞏固了律商聯訊公司在中國作為法律信息提供商的領導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