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事調解的“新紀元”已然到來。
9月12日，《聯合國關于調解所產生的國際和解協議公約》（以下簡稱《公約》）正式生效。而就在一年前的8月7日，包括中國、美國、印度、韓國等在內的46個國家，作為首批締約方在新加坡簽署了這一公約。截至目前，已有53個國家簽署了《公約》，其中新加坡、斐濟、卡塔爾、沙特阿拉伯、白俄羅斯和厄瓜多爾已經批準。
為慶?！豆s》生效，中國社會科學院國際法研究所和北京多元調解發展促進會近日共同主辦了第八屆社科仲裁圓桌會議，來自法院、調解機構、律師事務所以及企業的專家共同研討了有關《公約》生效后中國商事調解發展的議題。
疫情之下調解大有可為
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秘書長安娜·喬賓·布萊特（Anna Joubin-Bret）專門為研討會發來視頻致辭：在經歷了新冠肺炎疫情后，國際爭端的解決不同以往。調解是非常好的法律工具，可以促進溝通，加強關系，讓人類在因新冠肺炎疫情導致社會關系受阻的情況下繼續保持團結。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與國際法研究所聯合黨委書記陳國平認為，調解是歷史有根、當前所急和未來可期的爭端解決方式。
中國貿促會（中國國際商會）調解中心在今年8月份針對浙江外貿企業的調查顯示，新冠肺炎疫情導致更多商業糾紛的產生：有50.94％的受訪企業都遭遇過貨款支付的糾紛；49.69％的企業經歷了產品質量糾紛；44.64％的企業在運輸過程中碰到糾紛；42.14％的企業遭遇了交貨延期、數量不足等矛盾。其中，85％以上的企業希望能通過調解，而不是訴訟或仲裁來解決問題。中國貿促會（中國國際商會）調解中心副主席蔡晨風指出，在突如其來的災難面前，調解正是能夠為當事人帶來“雙贏”結果的糾紛解決方式。
北京賽智知識產權調解中心主任殷實認為，大企業可以通過調解判斷后期是否訴訟，中小企業訴前可以通過調解來獲取司法指引，作出下一步是否需要訴訟的判斷。
我國的商事調解發展已駛入“快車道”。
以北京為例。2010年到2015年，全市法院對接的司法確認案件總量不足100件，2016年上升到2800余件，2017年是6000件以上，2018年也保持在6000件以上的水平，2019年則高達8500多件。
隨著司法改革的“立案登記制”與“法官員額制”的同時實施，調解成為緩解法院案多人少矛盾，分流案件，實現訴前治理的一個重要渠道。北京多元調解發展促進會會長翟晶敏認為，從國家政策到司法實踐，都給多元調解帶來了很好的機遇。但從我國民商事案件處理情況來看，商事調解仍然只是占很小的一部分，大部分案件還是通過法院來解決，但商事調解的未來發展有很大的空間。商事調解的發展面臨商事調解和人民調解分工不明確、商事調解機構市場化發展缺乏制約和監管、調解員的素質參差不齊等諸多挑戰。
我國目前沒有專門的商事調解法，缺乏系統性的制度集成，各地實踐不一，導致商事調解的發展并沒有走上良性軌道。許多人對于商事調解制度缺乏科學認知，易將商事調解這一對專業化水平、調解員品德及專業能力要求極高的調解制度與我國當前人民調解法規范和調整的旨在解決民間糾紛的民事調解相混淆。
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原副院長王振清認為，商事調解組織的主管機關須具備權威性、協調性、執行力和專業性的特點。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侯佳儒指出，從爭奪中國話語權、講好中國故事、化解中美貿易爭端和培養專業化人才等方面考慮，國家應該盡快出臺調解法。
上海協力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張振安認為，除了允許機構調解以外，未來的商事調解制度設置應該允許個人調解，與國際接軌，而不能重復我國商事仲裁所走的彎路。
北京市律協銀行金融法律專業委員會主任高永香也呼吁，進一步完善國內商事調解制度，特別是厘清仲裁與調解的關系。
中國仲裁法學研究會常務副秘書長陳建認為，我國調解和仲裁的論文和專著較少，應該積極推進商事調解的研究和立法。
真正對標國際走向國際
《公約》時代到來后，商事調解與商事仲裁將呈現出一種新的業態關系。
在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SIAC）中國區首席代表張寸淵看來，調解是國際商事爭端解決中的重要手段，雙方有緊密合作關系，對保密性有更多要求等情形更適合調解，未來爭端解決的細分市場發展趨勢是必然的、可喜的。我國的仲裁機構可以選擇兩種方案：機構自己建調解中心；機構與其他調解機構合作。
就國內商事調解而言，制約其發展的一塊“絆腳石”是，商事調解收費尚未得到法律的確認。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原專職審委會委員王懷勤說，我國調解的經費主要是靠政府提供，但這遠不能適應市場的發展，未來在相關立法中應該明確經費問題。在現行人民調解法的框架之下，人民調解委員會調解民間糾紛不收取任何費用，因為人民調解委員會接受的是國家財政撥款，履行政府職能，以解決家事、鄰里和社區矛盾為主。在處理相對復雜的商事糾紛時，就需要依靠專業的商事調解組織，而這些組織需自負盈虧，承擔組織調解的管理成本、運行成本、招聘成本、場地成本、調解員報酬等各項成本。
目前，法院對委派調解按照法定標準進行補貼，且只是給調解成功的案件，這就意味著，調解未成的案件就不會得到補貼。商事調解要獲得長期良性的發展，就需要調解機構和調解員能夠根據市場需求自主收費，依靠國家撥款與補貼不僅會增加財政負擔，而且也無法培育出競爭性的商事調解市場。
只有走市場化的開放道路，未來中國的商事調解也才能夠真正對標國際、走向國際。中國電建集團國際工程有限公司法律與風險部總經理李志永認為，現在國際工程建設合同爭議普遍適用多元爭端解決機制。中國國際工程企業的國際化潛力巨大，中國商事調解也應該積極走向國際化。
上海錦天城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劉炯認為，我國的商事調解急需解決調解員的專業化問題，相對于法律思維，調解員的商業思維更重要。
國浩（南京）律師事務所合伙人陳發云也指出，我國的“調解—仲裁”模式和新加坡的“仲裁—調解—仲裁”模式之間存在差異，需要考慮與國際調解模式的進一步融合。
有效解決與公約銜接問題
《公約》的核心在于建立一套直接執行經調解產生的國際商事和解協議的機制，以促進國際商事調解的發展。因此，法院如何適用《公約》就成為其真正“落地”的關鍵，而我國現有的司法制度還不足以解決與《公約》的銜接問題。
北京中倫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孫巍指出，在我國的司法實踐中，保全僅適用于在國內進行的訴訟、仲裁案件，而未有調解執行中的保全規定。如果當事人在執行國際調解書時申請財產保全，就會遇到困難。此外，根據我國民事訴訟法第463條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執行工作若干問題的規定（試行）》第18條規定，當事人申請人民法院執行的生效法律文書必須有明確的權利義務主體以及明確的給付內容。法院執行機構通常僅執行載有確定的債權債務內容的生效法律文書。商事和解協議的內容相較判決、裁決等可能更為靈活、彈性，附條件、附期限或者包含對等給付義務等情形可能更為普遍。如果按照《公約》，當事人可以直接申請執行和解協議的安排，在現行強制執行實踐環境中，可能會有大量和解協議無法得到執行。
中國社會科學院國際法研究所國際經濟法室主任劉敬東說，《公約》在中國的“落地”可能需要分兩步走，其中第一步是由法院先出司法解釋來解決《公約》執行中可能出現的法律技術問題，并在特定地區如自貿試驗區范圍內進行試點，第二步再推向全國各地。
中國社會科學院國際法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傅攀峰提出，《公約》鼓勵私人調解，國際商事調解不依附機構，國際和解協議不依附公權力，甚至排除法院的介入，比《紐約公約》走得更遠。中國商事調解與商事仲裁在立法上的銜接，應該明確調解的可調解性和不可調解性。
